卷 9, 编号 2 (2023)

绪论。性攻击一直是一个我们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它是向执法部门报告的最暗藏细节的犯罪之一。这类犯罪是多方面的，即使经过彻底调查，也很难发现犯罪的某些细节。

该研究的目的是研究与性攻击案件报告有关的因素，并将研究结果与被指控的历史对比起来。

材料和方法。该研究是于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班加罗尔M.S.Ramaiah医科学院法医系进行的。在征得同意后，通过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对所有被带到法医系进行体检的被指控性暴力的受害者进行了访谈。受害者被要求提供相关信息，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使用频率和百分比总结了定性类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82名受害者接受了医学检查，他们是自己来或由父母、监护人或警察带来的，并以前受到被指控的性侵犯。除两名受害者外，他们都是女性。大多数受害者（N=71，86.5%）的年龄不到18岁，根据印度法律他们被认为是未成年人。在大多数案件中，受害者或其父母都向警方报案（N=76，92.7%）。在53.65%的被指控攻击案件中，被指控的近期性攻击是发生3天后向警方报告的。在59.75%的案件中，向警方报告的原因是维护父母/监护人的荣誉或骄傲。根据观察，只有4起案件中发现近期插入性攻击的积极证据，表现为近期的处女膜破损或在生殖器检查时的涂片中出现的精子。

结论。大多数被指控性暴力的受害者是未成年人。其中只有12%的人在没有人劝说的情况下直接向执法部门报告。超过50%的受害者在被指控的性侵犯发生3天后到医院就诊。大多数未成年受害者同意发生性关系，但这是无效的，因为18岁以下的女孩不能同意发生性关系。大多数成年受害者都是在承诺结婚的情况下同意发生性关系的。有鉴于此，在受害者身上没有看到任何身体伤害，只有5%的案件中发现性侵犯的积极证据。

论证。由于缺乏统一的建议，器官移植后在患者死亡的情况下，作出诊断、选择根本死因及对它进行ICD-10编码往往是困难的。

该研究的目的是根据N.V. Sklifosovsky急诊医学研究所病理解剖科的工作经验，在器官移植后的患者死亡的情况下，提出关于作出诊断、选择根本死因及对它进行ICD-10编码的实用建议。

材料和方法。我们分析了7年来（从2016年到2022年）在N.V. Sklifosovsky急诊医学研究所接受器官移植后的患者死忙的60份病理解剖记录单。

结果。根据分析结果，考虑到文献资料，制定了器官移植后患者根本死因的诊断、选择和ICD-10编码的建议。

结论。为作出器官移植后患者死亡的诊断而制定的建议可用于法医专家的日常实践。

自19世纪以来，法医对受伤至检查的时间多久的问题一直很感兴趣。对文献进行的分析表明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没有统一的立场，没有共同的方法，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以精确确定从受伤到受害者死亡的时间。

与19世纪一样，现在的法医首先检查凝血块的宏观情况，并进一步进行微观研究。在检查小标本时，法医根据已知的数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事故情况（如果是在法医组织学检查单子上注明的）和受害者的年龄来评估出血的细胞构成。

根据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研究人员不仅考虑到上述参数，还考虑到受害者在受伤时和受伤后的状态，确定了及制定了伤害形成的大致时间限制，但没有达成共识。

医学领域的进步促进了边缘科学参与受伤至检查的时间研究。因此，分子遗传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免疫组织化学和其他方法现在是可以使用的，这些方法不仅允许研究细胞构成，还允许研究受伤组织的酶和激素变化；仪器超声波检查法正在得到发展。同时，在使用实验室、仪器方法和它们的组合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多年来，法医学鉴定人参与处理有大量人员伤亡的紧急情况的后果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报告涉及在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包括在武装冲突中，组织和提供法医学支持的问题。

本报告试图重新解释法医学鉴定人在涉及大量人员伤亡和失踪人员的紧急情况下的任务和原则。

在国际和国内经验的基础上，需要开展工作，使记录基本信息和死者识别特征的程序和算法标准化。

标准化的工作算法和标准化的表格是确认死者身份的过程重要组成部分，允许简化和正规化登记、描述和进一步交流关于无名尸体信息的过程，避免错误和遗漏。

鉴于儿童外伤对儿童一般健康问题的重要贡献，在法医学检验中确定骨折，特别是胫腓骨骨干骨折的确切机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损伤机理的具体化显示外伤原因，并允许制定一套预防措施，以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此外，有时允许在参与案件的人之间准确地分配责任。

在本病例中，伤患和她的法定代表人所描述的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与蹦床运动中骨折的类型和性质不一致，闭路电视录像也没有提供关于伤害的具体条件的全部信息。然而，对所提供的医疗文件、X光片、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的综合分析允许确定胫腓骨骨干骨折的形成机理，反驳伤患及其法定代表人所指出的情况下的实现条件，从而解决调查部门关心的主要问题。

对于“蹦床受伤”来说，该孩子的胫腓骨骨干骨折是不典型的，这可能是专家在确定其发生机理方面出错的原因，但对所有提交检验的对象（医疗文件，包括X射线数据、案例资料）进行的彻底综合评估，考虑到孩子骨组织形态学的年龄特征，允许确定骨折的确切机理。

实践中最常见的案例之一是精神病人和健康人都使用各种物品和化学品来达到自杀的目的。

我么在文章中描述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21岁士兵的案例，他吞下了32根15厘米长的金属钉子，打算自杀。

对于为了自杀而吞下异物的精神病患者来说，物体的类型和形状并不重要。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通常很低，他们的行为是原始思维的结果。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描述的罕见事件并不致命。

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批判视角来看，文章考虑了关于对不危及生命的肌肉骨骼系统局部损伤程度进行法医学评估的否定学说，不计医疗救护的影响。文章显示，到目前为止在一些法医中存在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即在没有确定结果的情况下，他们据称确定不危及生命的人体损伤程度是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基本条款相抵触的。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俄罗斯联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于2008年4月24日第194号《关于确定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的命令第6.11.段的两部分定义。作者在刑法和医学方面提出了关于第6.11.段措词概念结构的原则解释条款。作者表明，这些组成部分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文章显示，在俄罗斯卫生部《关于确定人体损伤程度的程序》的命令草案的更新版本中，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与现有第6.11.段条款中性质相似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清单。

2023年4月19日至20日，在莫斯科，在M.F. Vladimirsky莫斯科州临床科学研究所举行了第十届“2023年法医学和专家实践的当前问题”国际纪念大会。本文概述了此次活动中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难忘的事件。